画星星高手

It nerver rains but it pours.

浅谈《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这本书是现代史老师在课上推荐的,于是找时间借来读了一部分,由于笔者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多,所以读起来囫囵吞枣,不求甚解。陈旭麓先生书中内容丰富深刻,只能说是读过了,不敢说读懂。

阅读这本书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陈先生“见解深邃,思辩独特”。该书成于80年代末,陈先生从文革中走出来,能写出这样一部不同于当时风气的不朽之作,的确很令人惊叹。我于是试图选取书中几个章节,并结合我个人从书中所读出来的感觉去对此书做一番粗浅的评价。

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的显着特点就在于土地的私有和买卖。”
在这里,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这种土地特点,导致了土地的不断集中与不断分散。地主集中,兼并农民的土地。然后朝代更迭土地又重新分散到农民手里。

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是封建官僚制度依附和发展的重要营养。

书中提到:“布衣一旦作为了公卿,不但握有政治权力,而且具备特殊身份和地位。尽管政治权利不能世袭了,但身份地位却往往可以成为一种‘世泽’而传诸儿孙。”

中国社会有很强的家族观念,许多读书人往往穷极一生在追求名利富贵,追求子孙绵阳,代代兴旺。

东方与西方

书中原文:“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交往方式的落后,而落后的交往方式是无法突破空间限制的。中国人称罗马为犁鞬、大秦,而西方人称中国人为丝国、支那、契丹。互相对视,但又如隔雾看花,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西方人看东方是神秘的东方;东方人看西方是神奇的西方。”

“在航海者背后有着生产力的要求和经济的动力。”

关于西方与东方15世纪的航海活动,我觉得与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以闭关锁国政策这样愚昧的策略应对变化的世界,而西方国家则是以开辟新航路和对外探索扩张来认识世界。

中国向来是小农经济社会,古代的思想家老子便有“民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思想,况且中国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不像西方国家资源稀缺,并且许多个小国家挨在一起,由于生产资料不足,只能通过商业沟通来各取所需,在生产力和经济逐渐发展起来之后,西方人觉得单纯在欧洲大陆的商业已经不能满足生产消费的需要了,于是就开始寻找新的航路,向亚洲和美洲扩张。

由盛转衰的清王朝

  • 盛世已经过去

书中写道:“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较贿赂之等差。此岂州县私财?”直以国(奴巾)为 上官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何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泯,小心畏咎,不肯接受,上官转为说合,懦者千万抑勒,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受代而后已。一县如此,各县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有亏空十余万者,一过奏销,横征暴敛,抑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

“南方粮米通过运河北上输供京师本是从明代沿袭下来的成规。它反映了政治重心所在地北方与经济重心所在地南方之间畸形的关系。”

1803年运河淤塞触发首次漕运之争。

“人们对长期存在的东西发生疑问并见之奏折,说明现存秩序已经走入向下的行程了。随着世景的今非昔比,他们的议论会获得更多的社会共鸣。讥讽科举制度的《儒林外史》一书在嘉庆朝刻印问世并开始流传,正是一个明证。”

  • 人口、移民、会党

“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直接引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一是移民。中国农民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但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也常常会背井离乡。这种事情历代多少都有过,但清代尤为显着。二是会党。由于人口过多,一部分人就不能不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成为游民或者近乎游民,他们是会党势力的主要来源。”

“会党作为一股盲目的力量,其自发的冲动往往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党的病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病态。而当中国社会带着一个秘密会党的王国走向近代的时候,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

  • 洋货”与“洋害”

鸦片:白银外流,又造成银贵铜贱,最厉害的是对中国国民的毒害。
晚清社会状况,引龚自珍一诗“四海变秋气”!

炮口下的震撼

书中原文:“林则徐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最先拿起西方这把尺量出了中国的短处。……战争的权威性,在于它把矛盾置于生死存亡之中,并用暴力戳破了一个窟窿,迫使人们去认识自己的对手。”

震撼下第一人林则徐,后有魏源,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以前,所谓国计民生,以赋税、盐政、漕运、河工为大端,议论风生。多以此诸项为中心。成书于1826年(清道光六年)的《皇朝经世文编》虽然出自魏源之手,而所列茕茕大端 皆未出旧轨。但鸦片战争后,夷务日渐渗入国计民生,成为经世之学的大题目。这种变化的痕迹,清楚地保存在后来众多续作的《皇朝经世文补编》、《后编》、《续编》中。它们表现了传统经世之学在近代的延伸。而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最初旧实现于这种延伸之中。”

陈先生为此论,特作一注,夷务是经世之学近代演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鸦片战争后,夷务一方面加强了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一方面也渗入了中国近代政治的命运。笔者认为,正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开端,才有了后来中国为现代化所做的种种斗争,洋务运动的功劳不可泯灭。

十二年之后

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款规定:“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无不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其实当时的中国社会对列强的入侵目的其实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不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所有的一切都是在慢慢探索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的。

“叶名琛无疑更想显示传统的英雄主义……以马箭傲火炮,在强硬的同时又表现了巨变时代里充满悲怆意味的懵懂和滑稽。其心可哀,其事则不足为训。”

“经历了英法联军之役以后,士大夫们痛苦地名之曰:‘庚申之变’。与之相比,记叙前一次鸦片战争的作品不过称为《道光洋艘征抚记》。”

“洋务运动,就其主观动机而言,他们未必有真心打破旧轨,但他们的主张却历史的包含着逸出旧轨的趋向。因此,洋务派的产生,意味着凝固的硬壳绽开了前所未有的裂痕,以此为起点,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阶级开始分化了。”

历史读到这里,往往就有种感慨,封建地主的分化是真正的中央集权势力弱化的开始。他们不在有一致的思想,一致的道路,一致的观念。这种一致在这样一个千奇百怪的社会里,慢慢的被打破,并再难聚合。

洋务运动原是以自强命名的。但是我只是惋惜洋务运动开始之迟迟,结束之匆匆。历史的契机在晚清常常只能成为后来人惋惜的对象。

日本冲来了

“1877年后任驻的郭嵩焘曾作《伦敦致李傅相》书……他因之而希望中国不仅‘专意考求兵法’,也应多派留学生‘分途研习’西国种种科技。……但在那个时候的中国,对日本既恨且鄙的人很多,愿意取法日本的人却非常少。”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无疑是我们民族的深痛灾难,但是中华民族没有像其他文明一样被打败,相反的,我们奋起反抗,亿万国人用鲜血筑起的长城捍卫了我们祖国领土的完整以及民族的独立,最终取得了胜利。

《新陈代谢》作为一部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博大精深的通史著作,足以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关注。即以今天而言,许多社会史领域的研究都可以得到该书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

最后,我想引用贾谊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想: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参考文献
(1)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2) 陈旭麓:《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03期。
(3) 沈渭滨:《<新陈代谢>与近代中国史学》,《开放时代》1998年04期。
(4) 周武:《晚年陈旭麓与重写中国近代史》,《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02期。
(5) 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6)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济译,中华书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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